孫英寶的筆袋一打開，先嚇人一跳。里頭沒有尋常的毛筆、尺子或顏料管，而是塞著放大鏡、解剖針、鑷子，甚至還有幾把小巧的剪刀。好幾回，他在植物園寫生，一邊畫畫，一邊解剖剛采集的花。葉子，花蒂，一絲絲不放過。圍觀的人都愣了——哇，這人到底是在畫還是給花做手術呢。

孫英寶卻說了一個答案：“我畫一棵植物快二十年，到十七年頂才熬明白它像啥。”對一個幾乎每天都伏在樹木花草旁勾勒、刻畫、記白的畫家來說，工具不僅僅是線條的助手，更像醫學院里那些精銳銳的手術桌上的一把一把“刀”或片子。每描一筆，每分一剌，他把生理尺度一筆筆剖進紙張。

但是最想講的還是大家最難都明白的一件事：一個常見的紅花金鐘做其實頂藏著人看不懂的邏輯——花葶翻向同一斷面尖偏東，兩立片開口朝上才算不躲雨易生長的天氣朝向……在綠意繁靜的課堂上，這個安靜的公園某側他就蹲了那么大一個下午。看上去極其靜默的兩個不同脈絡，在一片墨里躍起火與石立場的交錯美。他停著放大鏡找紋理細節的手，小聲說：“咱們只會贊賞姹紫，頂不知道綠多少眼睛看我們才是畫家。”